作者 |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來源 | 《北京日報》

　　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發展理念。創新靠什么?靠發現、靠觀察，全是頭腦在運算。所以，哪里解放人的頭腦，哪里對人信任、對頭腦信任，哪里就會成為創新的集中地。

　　創新強調的是精神狀態，而非死的知識。我們一定要扭轉過去不正確的觀念，要把中國人、中國企業的創新潛力挖出來。要敢于設想，比如讓汽車飛，從停車場出來就飛上去，飛到頂樓停下;又如，幫助全球幾百萬盲人，通過舌頭和「電子冰棍」，把外部的圖像從舌頭底下進入大腦，然后在大腦里成像，就能看見了。這些事我們覺得「離譜」，發明出來后就能嘗到甜頭。

　　(一)創新的「上行和下行」兩條路線

　　有哪幾條路線可以實現創新呢?我認為，有上行、下行兩條路線。大家最熟悉的是上行，從產品里找痛點，然后找技術改進，技術如果改不動，就去尋找基礎科學當中未曾引起重視的原理。常規的科學研究、創新都是上行的。

　　關于上行路線，我舉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以前，歐洲的剃須刀是刀頭、刀片一體的，非常貴。美國的企業家善于把歐洲的奢侈品變成大眾用品，吉列先生把剃須刀一分為二，刀頭重復使用，刀片是一次性的，成本就非常低了，適應工薪階層消費者的要求，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定價策略——吉列定價策略，即刀頭刀片分開定價的模式，這是很好的創新。

　　還有一條路線是下行路線。先從原理出發，有科學論文，然后再注冊專利、開發技術，最后變成產品。原子彈的問世就遵循下行路線。上世紀 30 年代，德國科學家率先研究原子里面的能量釋放，叫原子能，然而克服關鍵技術難題制造產品需要大量試驗，當時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沒有充分條件。后來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總統羅斯福很著急，撥大量資金進行「曼哈頓計劃」，使得美國的原子彈開發先于德國。

　　這兩條路線都可以選，一個從產品往上行，一個從原理往下行，后者的壁壘非常高，使「追兵」很難尾隨進入相應領域。我在深圳看到幾家公司是走下行路線的，如華大基因，他們最主要的資產是論文，為了寫基因論文，做了無數基因測試，真是了不得。我們要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因地制宜地把創新路線琢磨透、規劃好。

　　(二)五個創新的障礙因素要破除
 

　　創新很重要，但是創新的障礙可不小，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妨礙因素需要破除。

　　其一，中國文化的從眾問題比較突出，不鼓勵「出頭」。雖然每個人都有創新的可能，但是真正激發萬眾創新要有非常深的人文主義背景。

　　其二，經濟水平不高。創新是沒有準確規劃的，「家無隔夜糧」是談不到創新的。我們現在很多公司為什么不敢創新?因為利潤太薄，而且這是一個正反饋的機制：利潤越薄，越不敢創新，越不敢創新，「追兵」越多，利潤攤得越薄，所以永遠在「紅海」里掙扎。

　　其三，中國過去 30 多年的發展利用了后發優勢，我們的思維就是追趕思維，在追趕當中完成創新。我國的三大互聯網公司 BAT，最初的核心技術都是人家的，但是我們做了引進性、改進性的創新。這種創新我們一定還要下功夫，但也要走到前頭去，從源頭想問題，獨立回答商業和技術中的難題。我們過去大量是跟跑，跑得好的可以并跑，今后要多些領跑。

　　其四，不夠自信。我們要大力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頭腦。你只有相信未來，才會敢闖敢拼，否則就越來越保守。

　　其五，組織障礙。我們的公司都高度組織化，層級分明，這是發展的基礎，同時也可能成為障礙。所以，現在創新的最優單位是「群」——意氣相投的一群人。騰訊怎么搞研發?基于「賽馬」機制，一個任務同時十幾個小組在做，相互競爭，做出點名堂的話，再撥更多資源。很多任務不是老板提的，而是自發競爭出來的。

　　(三)好的「群」有三個東西很關鍵
 

　　一個好「群」的形成，有三個東西很關鍵：一是氛圍，每一天、每個禮拜大家都要碰撞出點新東西。二是要有一定的「密度」，質量比較高的人才、元素匯到一起，產生高頻互動。三是文化，要有寬松的、利于解放生產力的文化。

　　回顧：周其仁綠公司年會主題演講

 

　　我講一點書生之見。我們知道一個物體要往前移動，第一要有動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經濟運動是一樣的，今天的中國經濟，我一直是這樣的看法，不會缺動力，因為這是一個人口大國，長期貧窮。今天雖然總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們的人均水平還在全球80位以后。從中國的一代一代的企業家來看，不會善罷甘休的，一定會繼續抓機會的。所以中國的經濟要很好研究，怎么能夠有效地降低經濟往前走的摩擦力?

　　這個摩擦力用術語來講就是成本。因為我們想實現一個東西，你就會有東西來把你拉住，這個把你拉住的東西，讓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標難以實現，或者實現的不如愿，就是成本。分析這個摩擦力或者這個成本，它有好多的層次，第一層次是每個企業可以對付自己的問題，家家企業，不管出來多么鮮亮光彩，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都有一個對付，就是剛才馬云提到的，準備付出多大代價，有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企業之間可以互相交流經驗，我們處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夠，看看別的企業做的怎么樣，行業做的怎么樣，有哪些先進的經驗可以學。我相信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這兩方面的力量是足夠強大的。

　　但是還有第三種摩擦力，是我今天發言的一個主題，就是我們這個系統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個別企業就對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業互相學習學習，就能夠有效的把它降低的。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視，我們聚到一起的時候，不能光對付前兩種，還要研究怎么來對付第三種。

　　那么什么是系統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舉一個例子，最近李克強總理在一次座談會上，就點到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的上網資費為什么這么貴呢，網速為什么這么慢呢，你這個問題是一個上游問題，現在一討論“互聯網+”，誰都要跟網速和上網資費打交道。但是這個費不是在一個完全的市場環境里面形成的，因為如果說市場環境資費高，有人就會沖進去競爭。但是到了像我們這種非常基礎的電信，或者它的附加價值服務，我們這個市場的開放程度還是有限。

　　不是說你看見它資費高，就可以提供一個商務服務進去，跟它競爭，把資費降下來，造福于整個市場、整個消費者，是要有總理出面去點。問題我們13億人口就一個總理，這種制度性成本，彌漫在我們整個商業活動的底部。

　　如果不能有效的降下來，有人說資費高一點、低一點，有什么關系嗎，上網速度快一點、慢一點，有什么關系嗎，有很大的關系。對成熟企業，資費高一點無所謂，因為他們有能力消化。但是對于所謂萬眾創新，剛開始的企業，那個資費高一點點，很多愿望就難以實現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

　　對于很多企業，好的時候資費高一點，資費可以消化，下行的時候，市場吃緊的時候，這個資費高一點點，有的時候就是生死過不去。至于速率高低，這個更大，我看過《喬布斯傳》，最打動我的是一個故事，有一天喬布斯走到工程師面前，跟他講，蘋果開機速度慢，能不能讓他的開機速度降10秒，這個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嗎?喬布斯說如果能夠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來?工程師說那可以。全球當時500萬人用蘋果，如果每次開機都慢10秒，算到一起，3億秒，等于是一年里頭有100個人，100個人的終生生命就耗費掉了。這個工程師一聽就懂了，再過兩個禮拜去，這個工程師已經把蘋果的開機時間，縮短了28秒，我當年就是看了這個故事去買蘋果的，多活好多年。

　　我們現在上網速度，它會變成國民經濟的戰略問題，因為各行各業都要遇到這個問題，但是這個資費怎么調下來，是一家企業能夠對付的嗎?是我們開開會，互相交流經驗就能降下來的嗎?它涉及到整個所謂體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業、市場準入，涉及到在維持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怎么讓我們一些基礎性的服務，物美價廉。

　　這件事情要引起我們在座各位的注意，我們今天“互聯網+”已經是一個響徹大江南北的口號，“互聯網+”早就開始了，我知道中國第一個“互聯網+”的故事，發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電話，最早完成商業應用的是福建福州馬尾區的一家民營企業，他注冊了上網，也買了電信服務，他加到一起，這個IP電話為什么有競爭力，它不是傳統電話，一通話就叫占線，這條線就被占死了，IP電話語音數據包，可以在網上走，有空就發一個包，到那頭再把數據還原為語音。所以它的資費可以便宜得多。

　　當年這樣的事情過不去，當年我們是有國家電信部門供應國際長途，一分鐘國際長途，一分鐘是28塊錢人民幣到35塊人民幣。馬尾的企業家自發的是4塊8，結果我們這個供應28的，把機器沒收了，說它謀取暴利，最后交了錢人才釋放，兩兄弟打官司，終審敗訴，上訴。

　　當時的主審法官應該叫徐永東，在中國的法制市場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開創這種復雜的問題請多方專家論證，將清楚IP電話和傳統的電話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個法律道理，當初制定的時候還沒有IP技術，那個法律怎么能管住一個新冒出來的技術呢?“法無禁止皆可為”，這個事件對IP電話加速市場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哪一年，1997、1998年，所以中國很快推出國家供應的IP電話。定價多少?一分鐘4塊8。

　　最近還有一個“互聯網+”的故事，用互聯網跟出行結合起來，打的難是很多城市的困難，你仔細研究傳統出租汽車是挺難的，你說用價格他很難用，你說馬路上劫一個車跟他砍價，不想去就貴一點，做不到，每輛車都砍價，城市就癱瘓了。所以出租車，全世界都一樣，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塊錢、12塊錢，定死的。

　　這種模式應對需求的變動就不靈便，因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閑的時候很閑，忙的時候很忙，互聯網一來，就可以把價格機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為原來說不準隨便辦出租車，不知道司機干嗎的。現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訪問過，誰來接你，接的是誰，都有手機，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這個在各個城市引起的反應不一樣。有的人覺得你觸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這個業務，你搞了這個業務，過去發那么多牌，出租車公司份子錢怎么辦哪?所以不要認為“互聯網+”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商務模式問題，是一個算法問題，它也是一個體制問題。而這個體制問題的改革，它絕不是說企業家可以身在世外。現在實現全面小康，企業是這個當中的主力，一定要參與到降低系統性成本的過程當中來。

　　我們到一個地方，不僅僅跟地方政府一起怎么搞投資，怎么幫助這個地方，把這個系統成本降下來，把這個個別企業努力也沒有用的那個摩擦力降下來，他就會推進這個地方的發展。當然現實比理想總是有距離，因此我們要為此去努力而奮斗。

　　我最近調查一家企業，人反應的情況、概括的情況，我覺得挺傳神，他說現在的局面叫做大領導控油門，中領導掛空擋，小領導就是不松剎車。我希望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個別存在這個局面，我們共同和政府合作，來把小摩擦系數給它降下來。因為這些摩擦系數降下來，中國經濟的動力足夠，我們就能克服這個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轉型的困難，繼續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一個新的成長階段。謝謝各位。(2015年中國綠公司年會，于遼寧沈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