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國綠公司年會4月22日-24日將在天津舉辦，會議期間，許善達主持的“稅制改革與中國企業競爭力”課題組將發布《增值稅改革意見稿》和《中外企業稅負比較》兩個專題報告。

　　這兩份專題報告將通過中外同口徑的增值稅比較，找到影響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稅制痛點，并提出針對性建議;另外，還會注重對所得稅方面的對比分析，涉及勞動力成本和個人所得稅問題分析，以及研發支出和折舊項目專項問題分析。

　　全球化開放背景下，稅制改革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和企業的競爭力，美國特朗普政府大規模減稅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挑戰。許善達將在中國綠公司年會現場，分析解讀并建議中國稅制改革方向。想聽一向直言不諱的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天津會說些什么，報名參加中國綠公司年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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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許善達在《經濟導刊》發表了新文章，分析了美國里根和特朗普的稅改，和中國宏觀稅負的現狀，呼吁中國在當今國際形勢下進行稅費改革。

　　特朗普減稅“搶”科技，中國降低宏觀稅負迫在眉睫

　　許善達
 

　　“中國財稅政策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這個題目，現在是一個熱點，確實也是一個重要的領域，涉及財稅和貨幣問題。

　　一、美國稅改以及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分析美國近期稅改，對研究中國稅制改革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國內部分專家對美國的稅改是有誤判的。從特朗普競選開始就對他一直是負面評價。他當總統后提出稅改法案，有人認為這個法案通不過;減稅法案通過后，又有人認為減稅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很多問題，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認為稅改主要的受益者是美國的富人和窮人，而中產階級沒怎么受益，認為這個改革不會成功。

　　里根在上世紀就實行過減稅，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值得研究。

　　(一)里根稅改效應及對世界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日本、德國等國人均GDP都超過美國，特別是日本已經超過美國40%左右，而且那時這些國家與美國的人均GDP差異一直在加速拉大。

　　但是進入1990年代，日本、德國、英國等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美國全開始落后，2014年已經下滑到相當于美國人均GDP的70%上下。

　　這說明一個問題。這些西方國家人均收入相對美國開始落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總統減稅政策實施以后產生了長期效果。

　　原中國駐聯合國的科技參贊冀復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他認為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汽車、彩電、電冰箱對美國出口，對美國本土市場形成強大沖擊，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很強，日元升值成為當時世界性的話題。冀復生認為，1990年代初期美國信息技術的進步扭轉了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美國信息技術突破造成了美國甩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狀態，而產生信息技術突破的原因，與里根總統減稅是完全對應得上的。

　　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曾經做到財政赤字為0，這是在美國歷史上非常少見的一種情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減稅政策激發了美國科技型企業的活力，從而激發了美國整體經濟活力，導致美國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政府財政盈余、人均GDP領先更為持久、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科技及其產業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美國綜合國力持續領先。

　　美國跟很多國家的文化不一樣，美國的模式是一個技術就由一個公司來做。比如因特爾就做芯片，IBM就做計算機，微軟就做操作系統。但是就美國經濟體整體而言，美國與其它經濟體競爭是整體的領先，而非是某項技術領先。這個局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

　　無論是從經濟歷史數據分析，還是從科技進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里根時期減稅確實推動了美國信息技術的突破——這不是一般的改進，而是有實質性的結構性地提升。這就是里根總統減稅政策的長期影響。

　　(二)各國制造業紛紛流向美國本土

　　當前特朗普政府又開始推行減稅，但一些專家學者的分析基本都是負面的。這一類觀點可以總結為：減稅無助于改善赤字和債務問題，減稅會使實體行業的資金流向金融行業，等等，總之評價都是負面的。遠有里根減稅帶動美國經濟和綜合國力持續領先的基本事實，近有特朗普減稅迫在眉睫的現實，我們必須意識到，特朗普政府的減稅政策將會使美國形成一個稅制的政策洼地，因為企業稅負低，政策吸引力就更大。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中國已有部分民營企業和央企去美國投資建廠。社會上曾經熱議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赴美投資建廠的事情，當前比亞迪也準備去美國投資，民企玖龍紙業也要去美國投資建廠。福耀玻璃是做汽車玻璃的，在美國有市場，而玖龍紙業原是面向我們國內市場的。

　　除了民營企業，一些央企現在也在考慮去美國投資了，例如中國建筑材料集團有限公司(即“中建材”)到美國投資做建筑玻璃;再如大型央企中車集團在美國投資兩個地鐵車輛生產項目，用于更新美國地鐵車輛，以搶占美國市場。德國的寶馬、韓國的三星等等世界一流企業，都開始準備到美國投資建廠。這一趨勢甚至沖擊到了勞動力成本洼地墨西哥。

　　就其本質，外國投資這一趨勢只是較好地解決了美國的就業問題，而不是解決美國的技術進步問題。這些企業去美國投資生產主要會增加美國本土就業，降低失業人口，減少失業金的發放從而降低財政壓力，同時增加稅收，從而改善美國財政經濟狀況。

　　特朗普在競選時說要將美國的GDP增長率翻一番，美國現在的GDP增長率已經達到3.3%了，特朗普又喊出要美國經濟增長重回4%甚至5%的目標。其依據就是將國外的企業吸引到美國去，增加就業，推動GDP增長，從而擴大稅基，促進財政平衡。

　　(三)減稅使美高科技企業海外資本回流

　　特朗普減稅對美國影響最大的還不僅是吸引國外資本投資制造業，而是要吸引美國高技術企業的海外資本回流。按照美國當前的稅法，美國公司在海外投資賺了錢、將這筆利潤拿回美國，要向美國政府上繳35%的稅收。此次特朗普稅改將海外利潤匯回的稅率降低為最低甚至是8%，減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稅，將吸引許多美國公司在海外留存的利潤和資本回流到美國本土。

　　這個動向是非常最值得關注的。首先，這類資本回到美國，既不會投資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可能去生產鞋襪等日用品，也不會投向普通資本密集型企業——比方汽車玻璃、建筑玻璃、輕軌車廂之類。美國的海外資本回歸本土之后，會大幅度增加對高科技研發的投資。因為美國在海外獲取高額利潤的企業，除了一些金融機構之外，主要是科技領先的企業。比如微軟，已經開始準備把海外的利潤拿回美國去投資科技研發。當前，美國很多高科技技術都處在一種萌芽狀態，而回流的資本會大大助力其發展。這個動向是最應該高度關注的。

　　比如，英特爾和IBM正在研發的量子計算機技術。該技術可能成為新的一個科技突破臺階，如果美國的量子計算機技術登上了這個臺階，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都會發生深刻影響。這里有一份材料，比如破解一個密碼，對現在的計算機技術而言是100年的工作量，對量子計算機技術而言只是以秒計的工作量。一旦量子計算機的能力進入實際應用，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統(金融賬戶系統、軍隊武器系統、個人身份社保系統，等等)都需要重新設計。這種技術進步的沖擊影響絕不是企業多掙多少錢，政府多收多少稅的問題。

　　IBM公司已經宣布造出了量子計算機的原型機，因特爾公司預測5到7年內量子計算機就可以達到商業工程規模。盡管我們經濟研究者無法對量子計算機技術做特別精準的評估，但畢竟這不是一個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這才是美國資金回流以后可能產生的后果。中國的錢、韓國的錢、德國的錢流往美國起不到上述作用。對此，我們要有應對的考慮。我們的視野不應該只是局限在財稅、就業等經濟領域，應該看到減稅政策對科技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以及對國際經濟、政治、文化等格局的重大潛在影響。

　　(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能力高于預期

　　目前，國內有些專家對當前美國政府政策的負面影響估計得很嚴重。對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減稅政策，我們既要看到它對美國本土確實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但也要看到其對美國的科技水平、綜合國力存在潛在的正面影響。當年里根的減稅政策也遇到一些困難，天下沒有一項政策的推行沒有困難和問題的，哪個國家都一樣。美國減稅有助于解決就業和經濟發展問題，但是核心問題是有助于推動科技進步。

　　特朗普上臺后，他那些根據競選口號提出的法案在做了某種程度的修改以后，都在一個一個通過。包括穆斯林移民政策，一個地方法院把它封殺了，后來修改了兩條，現在已經在全美推行了。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隔離墻，一開始說工程浩大，后來有人提出來做成一個光伏墻，變成投資，還能發電，現在也開始建了。減稅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施政方案之一，特朗普上臺以后，他所提出的東西，在政治上經過一番討論，折中、讓步以后，大的框架都是按照他的主張在推行。因此，對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應該對其可能產生的積極的一面給予更多的關注。
 

　　二、中國宏觀稅負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后，新的決策層提出很多經濟戰略上的政策，這里集中討論財稅方面的問題。

　　(一)降低宏觀稅負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財稅方面的重要決定之一就是“穩定宏觀稅負”。大體看，有關專家對宏觀稅負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類看法認為，我國的宏觀稅負還較低，國家應該提高宏觀稅負，理由是我國人均GDP已達8000美元，政府可以多集中點資源來辦大事。第二類看法是應該維持當前的宏觀稅負水平。第三類看法認為我國當前的宏觀稅負已經比較高了。

　　很多人根據三中全會決議“穩定宏觀稅負”的提法，堅決反對認為宏觀稅負偏高、應該降低的主張，用各種數據證明我國宏觀稅負不高。我是主張我國宏觀稅負偏高應該降低的。我認為當年提出穩定宏觀稅負的提法，更多的是決策層出于需要有個觀察和判斷期的考慮，而不是認為當時宏觀稅負水平合適的判斷。宏觀稅負的問題太大，上涉及國家的開支、收入，下涉及到企業、個人的投資、消費、儲蓄等決策，所以要對宏觀稅負水平高低做出一個全面性的判斷是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判斷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決策層開始逐步部署經濟戰略的調整，以2015年12月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標志。供給側改革執行半年后，2016年7月，政治局開會做出了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決策層再做出這個判斷——就是認為我們的宏觀稅負偏高了。這是一個重要的信息。

　　2017年5月份，全國政協俞正聲主席組織了一次政協的調研，研究內容是稅收的“營改增”，稅負問題的調研是俞主席提出來的。當時，有一些專家認為營改增以后不能減稅了，只能減費。針對這種錯誤的認識，8月份政協開會，俞主席在總結講話中強調，“營改增”并沒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觀稅負”任務，還需要繼續采取措施來推進這一任務的實現。

　　2017年底開財政工作會議，財政部長肖捷提出繼續減稅降費，國務院在最近幾次的常務會上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仍然強調應該繼續減稅降費。

　　最近，一些不贊成降低宏觀稅負的專家又出現另外一類聲音：繼續減稅的前提是先減支出，如果減支出的方案不完備，減稅的政策就需要慎重。

　　(二)關于宏觀稅負的兩個政治判斷

　　我認為，宏觀稅負水平高低不僅是經濟判斷，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治判斷。

　　第一，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斷。這種判斷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國情。簡單收集一些國外的稅負數據，然后進行比較，得出中國比外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結論，并據此判斷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應該是多少，上述方法作為一個學術比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國家制定大政方針的時候，將此當作決策的依據是不成立的。

　　中國的宏觀稅負是要支撐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觀稅負取決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點扶持、花錢多，有的要從企業多拿或少拿錢，這都是有政府目標的，是一個政治判斷。所以，將視野局限在同美國、英國、北歐、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稅負水平比較，以此判斷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而且，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社會主要矛盾并不一致，中國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綜合對未來若干年的各種收入支出的各種預判，才可以得出目前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底是高還是低的判斷。

　　第二，中國的改革，往往要牽涉到利益關系的調整，但不能等到完成全部利益調整方案設計才推行改革。

　　改革是難以預期的，在當前減稅這件事情上，沒有拿出支出減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減稅的決策，這個邏輯不成立。我們不能以這種方式作為我們研究和推動這項工作的前提條件，減支作為減稅的配套是一個要研究的問題，但是不能作為前提，否則就意味著反對現在決策層的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

　　(三)作為減輕企業負擔的減稅措施：“營改增”

　　“營改增”全面推行的第一年，減稅規模達到了7000億元，但根據調研結果，企業的獲得感并不強，主要原因有兩個：

　　1.增值稅比營業稅的征收率提高。同樣一個經濟活動，征增值稅漏稅少，而征營業稅漏稅多。這是增值稅與營業稅自身特點差異決定的——征收營業稅的時候，稅基是企業的營業銷售額，上游供應商是否交稅與企業經營者無關;但是企業繳納增殖稅以后，如果不從上游供應商處拿到增值稅發票進行抵扣的話，等于替上游供應商多交稅。所以，增值稅的監督方除了稅務局以外，上下游企業之間也進行監督，這就大幅度提升了征收率。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營改增之后不少企業獲得感不強的部分原因——過去營業稅漏稅多，現在增值稅漏稅少了。

　　2.我國的增值稅存在不規范問題，導致留抵稅款激增。規范的增值稅(例如歐洲的增值稅)應該是每個月銷項減進項，正的企業向稅務局交稅，負的稅務局向企業退稅。而我國則是正的交稅，負的不退稅，不退稅等于預繳，形成留抵稅款，等企業以后有銷項再進行沖消。企業投資在營改增以后，增值稅進項稅款大幅度增加，因此，這幾年留抵稅款激增，企業投資中的預繳稅款激增，當然也就減弱了“營改增”的減稅效果。

　　綜上，征收率的提高和留底稅款的巨額增長，使得“營改增”的減稅效果被減弱，導致很多企業所謂的獲得感不強。
 

　　三、當前中國降低宏觀稅負的迫切性

　　2016年7月政治局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至今已經一年多了，盡管已經取得了進展，并沒有全面完成降低宏觀稅負的任務，還存在很多要繼續做的工作。以下從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社保費率、個人所得稅、住房價格、企業集團集中匯總納稅這六個方面進行降低宏觀稅負的具體措施分析。

　　(一)增值稅

　　我國增值稅規范化問題的迫切性比過去增加了。

　　1、經濟亟待轉型。我國經濟正在轉型，不再將勞動密集型企業作為發展方向，也不是“4萬億”時期，那時企業對科技創新的動力不足，只要有貸款就上項目，就能從市場中獲利。

　　經濟轉型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把握：

　　一方面，勞動密集型企業關閉或外遷。不僅是生產鞋襪的企業，就連某些生產電子產品的企業也外遷或者倒閉了。例如，現在手機拍照功能強大了，數碼相機市場萎縮，蘇州的一家幾千人的數碼相機廠關門。最近蘇州又倒閉了一家幾千人的電子器件廠。面對這種情況，商務部曾引導這些準備外遷的企業去土地、勞動力都便宜的內地辦廠。但是由于物流成本太高，整體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低技術水平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必須淘汰。地條鋼壓縮產能達到1億多噸，諸多小水泥廠、小玻璃廠等高污染落后產能肯定是要淘汰的。而經濟繁榮，社會要穩定，那么就必須依靠技術含量高的知識型、創新型企業。

　　2、稅制阻礙經濟轉型。我國的經濟轉型，要求增加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要鼓勵科技創新。但我國現行稅制很多因素還不適應科技創新戰略。

　　比如留抵稅款的問題，這是歷史條件局限所造成，留抵稅款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因此最近對一些重要的企業，比如大飛機、飛機發動機等已經將留抵稅款政策改成退稅了。

　　現有的不規范增值稅施行的留抵稅款制度，實際上已經對于資本密集型、研發與生產銷售周期長的國家重點發展高科技企業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當前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降低宏觀稅負的工作，應該最優先調整不規范的增值稅制度。

　　比如大飛機項目，大飛機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研制階段，產品還沒有銷售，已經消耗數百億資本金。如果繼續按照現行增值稅制度，等于對大飛機項目資本金投資的每個環節征稅——蓋房子11%，買設備17%，買材料17%。這個項目是純粹的國有資本投入，需要持續投資十幾年，取得試航證也需要相當長時間。對于這種國家戰略重點項目，應該對它給予足夠的支持，支持其盡快占領市場，而不是按照現在的增值稅制，對其投資一邊收稅、又一邊補充資本金，這只會增加它的經營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國務院已經批準改成退稅了。

　　另一個例子是航空發動機，從提出任務到研發成功再到銷售出去，周期非常長，美國的研發周期長達15到20年。我國的航空發動機科技相對落后，銷售難度更大、回款周期更長。如果按照現行增值稅制，會形成大量的留抵稅款，加重企業和國家投資負擔，不利于我國航空發動機產業縮小對歐美國家的技術差距。所以對航空發動機也改成了退稅。

　　從總體上說，不規范的留抵稅款制度還迫使企業增加負債總額，提高了企業資產負債率，與我國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決策相悖，不僅如此，企業還要為這部分預繳稅款承擔利息支出的財務成本。按照一萬多億留抵稅款來估算，給企業增加的財務成本也要上千億，所以，這項改革不但減輕企業稅收負擔，還可以降低企業杠桿率，降低企業財務成本，改善企業利潤水平。

　　同時，留抵稅款作為預繳稅款相當于政府負債。上萬億的留抵稅款雖然是存量，但已經占有每年增值稅收入相當高的比重。特別是營改增之后，留抵稅款增速很快，這個政府負債的“堰塞湖”的風險泡沫膨脹速度很高，對未來增值稅收入的威脅逐年增大，不盡早消除此風險泡沫，一旦潰壩，危害極大。而且這筆上萬億的政府負債并沒有計入政府負債所形成的杠桿率統計之中，就更需要我們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

　　(二)企業所得稅

　　根據最近的調查，企業所得稅上有兩項因素比較重要，應該考慮。

　　1、折舊率。折舊的本質是回收投資的速度，現在主要發達國家一直在提高折舊率，鼓勵企業能夠更早回收投資。提高折舊率也是為了鼓勵企業技術更新。特別是特朗普允許不動產以外的機器設備當年全部所得稅前列支。這項政策大大提高了投資者回收投資的速度。我國折舊率偏低的壓力加大了。

　　2、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率。我國2008年稅法規定的這個比率是150%，即如果企業研發投入100萬元的話，稅前按照150萬元扣除。但根據我們的調查，不少發達國家稅前抵扣都比我國高，從200%到300%不等，研發費用抵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將利潤留在企業內部，越鼓勵企業向研發投入。當前中國企業研發占比很低，與美國企業研發占比相比差了三四倍。研發是一個長期積累過程，那種少花錢還能辦成大事的思想在政府支持企業創新上不可取，因此對企業研發的支持力度還應該繼續加大。

　　(三)社保費率

　　現在按照全國的規定社保費率是40%，但允許收支有結余的地方適當降低。根據我們的調查，諸如廣東、浙江都是25%，但東北地區，除了五險是40%，原來的企業福利費(例如取暖費、洗理費等等)，仍然由企業負擔。因此，形成了廣東25%、東北40%還要多的勞動力成本不均衡情況。

　　現在社保基金理事會是儲備性質的，國務院日前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不是儲備性質，而是收支領域。尹蔚民部長最近的講話也談到了基本養老要實施全國統籌，類似東三省這類收支差額大、老國企多、退休員工較多的地區需要一定的全國統籌協調能力。當前我們國家40%的社保費率是偏高的，未來應當下調，因為這是勞動力成本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編者注：國務院已經決定，中央按地區類別分別承擔10%，30%，60%，80%社保支出，向全國統籌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四)個人所得稅

　　工薪的個人所得稅也是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我國現行工薪稅率達到了7級，最高的邊際稅率是45%。反觀特朗普稅改，將稅率縮減為3級，最高邊際稅率下降至35%。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結構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海外高級人才的吸引力。

　　根據我們調查的一些大企業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這些企業想從海外招募高水平人才，但當前國內的個人所得稅課稅較重，企業在國內支付薪酬的負擔沉重，甚至支付不起，于是企業就在香港成立一個公司，這類公司很重要的一個職能就是發高薪工資，將高級人才的工資發到香港的這個公司里，因為香港是15%的稅率，企業用這種辦法來降低勞動成本。這不是個別現象，已經有很多高科技企業在香港成立上述所謂的公司。

　　今后高水平人才這類勞動力肯定越來越多，勞動力中農民工比例一定會降低，這是必然趨勢。不管是高水平人才的高薪，還是農民工的薪酬，本質上都是勞動所得，因為技術、管理能力，都是勞動的一種體現形式。因此，不能對工薪的個人所得稅賦予太多的收入調節功能、而將最高邊際稅率與發達經濟體拉開差距，減弱自身對人才的吸引力。

　　(五)房租房價

　　勞動力成本中房租房價的因素不可忽視。現在的高房價高房租，已經成為我國高科技企業勞動力成本中間一個重要的因素了。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就是2017年一季度深圳的房價上漲，華為這樣的好企業都感到了巨大壓力。華為應對深圳房價上升的策略是將一部分機構搬到東莞的松山湖水庫去了。連深圳華為這樣的企業都因為高房價撐不住，對其他高科技企業的負擔恐怕更重。

　　根據在廣東調查掌握的情況來看，廣東省將工業用地批給投資辦廠的企業，同時允許企業將拿到的工業用地中的百分之幾蓋職工宿舍。這樣就省去了工業用地與商住用地的級差地租成本，職工宿舍作為住房供給的價格就比較便宜了，也就間接的降低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但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去市場化的，將勞動力的市場化自由流動給破壞了，對市場經濟有負面影響。董明珠也講過，格力為員工準備房子是要讓員工干到退休，如果員工離職，那么就收回房子。這樣雖然降低了企業勞動力成本，但破壞了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如果企業都推行這種策略，宏觀經濟活力就不可避免的被降低。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六)企業集團集中匯總納稅

　　按照普遍規律來看，企業研發資源的集中度越高，研發的效率越高，因此很多集團都成立研究院以集中研發資源。但是我們國家的稅收實務，是以法人為單位進行研發費用稅前扣除的。舉例來說，一個集團有下屬二級、三級公司，企業將研究資源集中在集團，以研究院形式存在，這樣效率最高。但是這會導致二級公司、三級公司沒有了研發支出，就不能享受高科技企業的研發稅收抵扣優惠政策，這就是矛盾的。例如廣汽傳褀就專門反映了這個問題，并希望將來政策有所調整。

　　經濟轉型應該是以研發創新為主動力，科技含量提升了經濟發展也就更可持續了，這樣應該是鼓勵集團化、集中化發展的，那么如何解決集團和二、三級法人機構之間的研發與稅收優惠的矛盾?如何解決集中納稅的稅款在各分支機構所在地分配的問題?這都需要總體設計。

　　(來源：《經濟導刊》2018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