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研究所話李約瑟問題

　　張維迎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代表團訪問了李約瑟研究所。這是本次英國之行目前為止最具學術亮點的一次訪問。

　　李約瑟研究所是李約瑟生前創辦的一個研究機構，繼續著李約瑟開創的事業，所以被稱為是“《中國科學與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體其實是它的圖書 館，收藏著有關中國和東亞科技和文明史方面豐富的圖書資料，是同領域其他研究機構難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學者通常是《中國科學和文明》項目的合作者，也 有一些短期訪問學者和博士后研究員。我們訪問時遇到了撰寫中國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軍教授，他是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的訪問學者。研究所還經常接待來訪的眾多 學術界和其他人士。

　　李約瑟研究所位于劍橋，但并不是劍橋大學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其經費全部來自獨立的基金資助，沒拿政府的一分錢，故能保證在研究 方面完全的自主權。研究所所長故克禮教授在給我們介紹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據說當年已80多歲高齡的李約瑟為了籌集這個基金來到 香港，拄著拐杖顫顫抖抖上臺演講時，聽眾中的一位老太太對旁邊的人說：這個老頭太可憐了，趕快把錢給他吧。

　　對李約瑟這個名字，想來中國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劍橋大學一名已有名氣的生物化學家，轉向中國科技與文明的研究或許純屬偶然。1937年，三名中 國留學生來到他的實驗室工作，其中一位是來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魯桂珍，兩人很快發生了戀情，魯桂珍講的中國故事令他著迷，李約瑟由此對漢字和中國的歷史 發生了興趣。據說他學的第一個漢字是“煙”，因為他與魯桂珍談情說愛時抽著煙斗。當時李約瑟已經結婚，但他太太不僅認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處甚好， 友誼維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兩年后，李約瑟正式娶魯桂珍為妻，當時李約瑟已經89歲，魯桂珍85歲。婚后僅兩年，魯桂珍與世長辭。真是一個美麗的愛情 故事！

　　與魯桂珍的戀情很快使李約瑟成為劍橋的“中國通”。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摧毀中國學術和文化的野蠻行徑引起了英國學術界的同情，英國皇家學會 決定派人幫助受封鎖的中國學術界，李約瑟成為最合適的人選。1942年，他獨自一人來到經常遭受日軍空襲的重慶，擔任科技參贊和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直到 1946年。這期間他結識了眾多的中國著名學者和普通民眾。他一方面幫助中國科學家從國外購買研究設備和圖書資料，使得中國的學術香火不滅，另一方面長途 跋涉游歷還沒有被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國科學技術史方面的文獻。他托運回劍橋的圖書資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來的 “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也即今天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的基礎。

　　結束中國的工作后，李約瑟就開始撰寫《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網維爾-凱斯學院為此減免了他所有的教學任務。1952年，他又受 命到中國，調查中國政府有關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戰的指控。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使他輕信了中國有關方面編造的“證據”，這使得他在學術界的聲譽受損，在劍橋成 了孤家寡人。但這并沒有影響他的寫作計劃。1954年，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聲大振，學術界也改變了對他的偏見。1967年，他 出任網維爾-凱斯學院院長一職(直到1976退休)。

　　魯桂珍改變了李約瑟的命運，李約瑟改變了世界看待中國的方式，也改變了中國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出版之前， “歐洲中心論”已統治學術界近200年，中國的落后被認為自古如此。李約瑟以詳實資料證明，在近代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中國人創造 了許多“世界第一”。盡管他的結論也受到許多批評，但自此之后，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轉變。其實，正如我們訪問期間梅建軍教授講的，李約瑟真正 告訴我們的并不是科學技術上的誰先誰后，而是：人類的文明進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相互學習的結果。過去如此，未來更如此。

　　在李約瑟研究所，主人與企業家代表團成員就“李約瑟問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專題研討。所謂“李約瑟問題”(有時譯為“李約瑟之謎”)是指：中 國的科學和技術在近代之前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但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率先發生？為什么近代以來中國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長古克禮教授首先向我們 簡要介紹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解釋和李約瑟本人的解釋，然后，他提出一個“新的李約瑟問題”：現在中國正在變得富有和強盛，但中國的社會組織是否有利 于迅猛的科學和技術創新呢？他認為這個問題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并從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兩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這個問題引起了來訪的中國企業家的共鳴。古克禮教授講完后，柳傳志先生搶著第一個發言。他從科技投入和科研體制兩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別 關心的問題是科研成果如何轉化為市場上的商品，他認為現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報獎勵而不能變成生產力，是當今中國的大問題(其實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問 題)。接下是搶著發言的是馬蔚華行長，他說從最近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

　　我有幸成為繼柳傳志和馬蔚華之后第三個、其實也是最后一個發言者。李約瑟問題也是我自己長期思考的問題。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約瑟本人的答案。簡單地說，在我看來，工業革命之所以沒有發生在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專制體制和文化壓制了企業家精神。

　　應該說，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缺乏企業家精神。司馬遷是世界上第一個為企業家列傳的人，他在《貨殖列傳》中寫了30多位企業家，他們是2000多 年前的中國企業家，說明當時企業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馬遷的話說，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萬者與王者同樂“。但自漢武帝之后，政府對經濟的主導越來越強，貨幣、鹽、鐵等都國有化了，“重農抑商”成為基本國策，企業家的 生存空間非常有限。到王莽變法時，幾乎變成了計劃經濟。另一方面，自隋唐之后的科舉制，把優秀人才都誘惑到了政府部門當官，好處是把國家做大了，壞處是中 國人的企業家精神沒有變成創造財富的力量。過去30年中國之所以發展快，就是因為改革和開放釋放出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中國的未來仍然依賴于企業家精神 的進一步解放。

　　在我看來，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最關鍵的是自由，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煥發出人類的創造力。中國歷史上，凡是政府管制 不嚴、自由比較多的時候，就出現學術繁榮和科技進步的高峰，春秋戰國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謂軍閥混戰時期也如此。

　　現在國家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來越大，給許多人一種幻覺，似乎中國出現世界一流大學和成為創新之國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來，如果資金的分 配權繼續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自由，沒有民間辦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自由，沒有出版和言論自由，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辦出一流大學。政府把科技 投入經費都分給民營企業也不可能把我們國家變成創新之國。或許只是使尋租和腐敗更嚴重而已。

　　企業家也只有擁有一顆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創新！

　　我們對李約瑟研究所的訪問很短暫，但對“李約瑟問題”的思考應該是長期的。類似這樣由私人基金資助的獨立研究機構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是很普遍的， 但在我們國家，學術研究機構仍然是由政府壟斷的，獨立的民間研究機構很難生存。中國企業家現在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資助獨立的研究機構，因為 他們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煩。他們有小愛，但不敢有大愛！所以，像天則經濟研究所這樣的民間研究機構，不得不靠做商業咨詢維持生計。僅次一點，就足以回答所謂 的“錢學森之問”了！在訪問期間與同行的幾位企業家討論到這個問題，同感悲哀！

　　柳傳志先生深有感觸地說，應該讓中國政府領導人多來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其實，早在1999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就訪問過這個研究所。200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也訪問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