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些朋友還是不太了解，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是一家民間非營利機構，成員都是民營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在一起希望推動企業家精神社會化，弘揚商業正氣，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為此，才會每年拿出一周到兩周的時間，組團開展國際訪問活動。

　　這次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訪問法國和比利時，為期8天。受到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和比利時政府的邀請，圍繞“契約精神與新商業文明”的主題，是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代表團又一次基于“學習、對話和合作”的訪問。俱樂部的國際訪問已經成為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動之一。此次不僅肩負著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企業家群體風貌的重任，同時，也是為了尋找好的商業機會。我們對于法國，比利時的奢侈品、消費品、IT、農業領域都非常關注，有些企業甚至已經在歐洲投資取得了很大進展，這對于中歐關系發展都起到了最直接的促進作用。

　　中國企業以前“走出去”戰略的主角一直是國有企業，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民企走出去既是中國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此次訪問能受到法國總統、比利時首相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接見，就足以反映歐洲對于中國民營企業的重視，也算是民企外交活動的一段佳話。

　　說起民間外交，歷來是中國外交領域的一大特色。冷戰時期著名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動大球”，是民間外交一個典型例子。新世紀以來，我們不再面臨上個世紀的外交艱難，大國之間的外交議題更多的開始圍繞經貿關系。中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時的表現令世界刮目相看，這為民間外交，特別是民營企業界人士的民間外交提供了更大的舞臺。而民營企業家與國外政治家、學者和企業家等社會各界的對話和會晤，則已經超越民間外交的范疇，用資深外交家吳建民先生的話說，是“公共外交”了。

　　作為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踐行者，民營企業家在從事外交活動時“話語權”有時更大。很多政府間官方交往時基于各種敏感因素的考慮，不適宜公開表露的觀點和意見，而和我們卻可以以半開玩笑的方式直接表達，“在商言商”嘛。況且我們的聲音是屬于來自“市場”的聲音，這也是各國政治家們都喜歡傾聽的重要原因。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的聲音也更容易被他們“聽進去”。比如這次在歐洲訪問期間，我就歐盟對航空業征收碳排放稅的問題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中國商業界人士的看法。在我看來，這種不論國情如何一概統一征收標準的做法就像是富人邀請窮人一起吃他們平時吃不起的飯，但買單時候卻要求大家AA制。當下，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居民還僅滿足溫飽、奔小康的路上，而歐洲大部分國家居民卻早就進入了追求自我享受和自我價值實現的階段。大家處于馬斯洛需求的不同層面上，認識問題和考慮問題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此時歐洲國家有能力為環境保護承擔更多的義務，而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溫飽還沒解決的前提下去承擔相同程度的義務，未免不夠公平。我在和歐盟高級別官員的茶會中表述了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善意的回應。我覺得這樣溝通的效果比在正式場合咄咄逼人的互相指責可能會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探討空間。

　　所以我認為中國應該大力發展民間經濟外交，為此在具體做法上也需要與國際接軌。我們應該繼續加強行業協會等組織建設并使之市場化、民間化和去行政化。使之成為真正的民間行業公會或商會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他們在外交渠道上及時對本國行業產生影響力和保護性。這樣在涉及跨國、跨地區的商業紛爭時，中國大可不必動輒以國家商務部、外交部的層面為本國企業爭取權益，而應讓各行業組織“施展拳腳”，與國外的同業機構展開激烈辯論，讓他們就貿易爭端的條款先行平衡彼此利益，作為各自國家層面則盡量扮演“共同裁判員”的角色，這樣有了一層緩沖，會有利于國家關系的穩定發展，不至于因為一些小的貿易爭端而破壞了國家間關系的大局。

　　對于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政府，我則建議多邀請他們的官方機構和人員來中國訪問交流，以進一步增加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但這種訪問不應再局限于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建議他們多走走中國的中西部，甚至可以將一些國際性會議放在中西部的二線城市召開，讓他們深入認識到中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事實。這對于“中國崛起威脅論”等都會有很好的退燒作用。

　　最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應當在對外交流與交往中時刻注重傳承和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更好的感悟中華文明的精髓，讓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更好更快的理解中國，理解中國文化。

　　（作者系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均瑤集團總裁 王均豪）